“什么病？”
“被他打的。”
“他拿着借条，跟你二叔说：’你嫂子身体不好，要住院。你借我点。’”
“你二叔借了，后来你爸也没还。”
“你二叔不敢要。因为你爸跟他说：’这事别往外传，传出去一家人面子都没了。’”
面子。
方家的面子。
方德厚的面子。
全靠一个女人的骨头和血撑起来的面子。
“妈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这句话出口时，我自己都觉得荒唐。
她怎么告诉我？
告诉那个从小到大崇拜爸爸、跟爸爸最亲的女儿？
告诉那个今天在灵堂上把她赶出去的女儿？
妈笑了一下。
不是苦笑，也不是释然。
就是一个很轻很轻的弧度。
“你小时候，有一次放学回来，拉着你爸的手说，’爸爸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’。”
“他蹲下来亲你额头。”
“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你们。”
“那一刻我想，只要他对你好，我就继续忍。”
我把脸埋进手掌里。
“后来你上大学了，你走了。”
“这个家就剩我和他。”
“2014年那次报警之后，他没再动手。”
“因为他查出了糖尿病，身体不行了，打不动了。”
不是改了，是打不动了。
“这十年我就是熬。”
“每天给他做饭、量血糖、陪他散步。”
“邻居都说，老方家的媳妇儿真贤惠。”
她站起来，把那件红棉袄重新叠好。
一折。两折。三折。
动作很慢，像在折叠什么珍贵的东西。
“妈等了三十一年。”
“现在终于可以穿了。”
她抱着红棉袄走回卧室。
门关上了。
走廊里只剩下挂钟的滴答声。
我低头看着茶几上那些泛黄的纸。
六份报案回执。
三张X光片。
一份被撕碎又粘好的离婚协议。
这就是方德厚——那个“劳模”“好人”“好丈夫”的全部真相。
而那些哭天抢地骂我妈的人——、大姑、二叔——他们全都知道。
五七。
还有四天就是爸的五七祭。
亲戚们都会来。
他们会继续骂妈。
继续维护方德厚的体面。
继续让我妈当那个“不贤惠”“没良心”的恶人。
我坐在客厅里，一样一样把信封里的东西拍了照。
每一页，正面反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