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去的时候经过客厅，没有人看我。
建民在沙发上剥橘子。
婆婆在旁边笑。
我回了卧室。
门关上。
坐在床边。
手机震了一下——工商银行，信用卡还款提醒，本月应还4276元。
那是去年冬天妞妞住院刷的。
婆婆不知道。
她不知道妞妞住了五天院花了八千多。因为我没跟她说。
跟她说也没用。
她会说“小孩子感冒发烧，去什么医院，吃点药就行了”。
或者更过分——“你就是矫情。”
妞妞高烧四十度那天晚上，我抱着她打车去的医院。
马建国在加班。
我一个人挂号、交费、排队、抱着孩子等到凌晨两点。
第二天早上婆婆起来问：“妞妞呢？”
“住院了。”
“住院？多大点事，你也太小题大做了。”
她嘟囔完这句，去做早饭了。
没问哪个医院。
没问花多少钱。
没来看过一次。
这就是婆婆口中的“一家人”。
钱是“一家人”的。
但我女儿住院，她连问都不问。
过年的时候，更明显。
大年初一。
婆婆从兜里掏出红包，笑眯眯的。
建民的儿子小宇跑过来，“过年好！”
婆婆把红包塞过去。“乖，拿着。”
我让妞妞过去。“妞妞，给拜年。”
妞妞跑过去。“过年好。”
婆婆也递了一个红包。
妞妞拿着红包跑回来，塞给我。
我拆开看了一眼。
两百。
小宇那个红包，我看见了。
两千。
当面给的。
一个两千，一个两百。
妞妞不懂。她高高兴兴地说“妈妈，我有压岁钱了”。
我说“嗯”。
没说别的。
能说什么？
说“你堂弟的红包是你的十倍”？
说“因为你是你妈生的，不是你爸妈一起‘管’出来的”？
我把红包装进妞妞的口袋。
“去玩吧。”
她跑了。
我在厨房洗碗。
洗了很久。
水一直在流。
3.
婚后第三年的结婚纪念。
我等了一天。
从早上等到晚上。
马建国没提。
婆婆没提。
没有人提。
晚饭是我做的。四菜一汤，跟平时一样。
吃完饭，婆婆在看电视。马建国在刷手机。妞妞在写作业。
我收了碗，洗了锅，擦了灶台，把厨房的地拖了。
出来的时候，客厅的灯已经关了一半。
婆婆回房了。
马建国靠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手机掉在肚子上。
我站在客厅中间。
站了大概十秒。
然后关灯。
去卧室。
这件事我没跟任何人说过。
因为说出来，别人会觉得——结婚纪念忘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
是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但第四年忘了，第五年忘了，第六年忘了，第七年也忘了。
连续五年。
不是忘了。
是本没有人在意。
我有一次试探着跟马建国说：“下周三……你记得是什么子吗？”
他想了半天。
“加班。”
我笑了一下。
“没事，我随便问问。”
——
妞妞的运动鞋终于穿坏了。
鞋底磨薄了，下雨天会渗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