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分红？”
“公司去年赚了不少，今年分一次。”
“分多少？”
弟弟不说话了。
“分多少？”我又问了一遍。
“……八百六十万。”
八百六十万。
我脑子嗡了一下。
“谁分？”
“大伯家、咱家、小叔家。按股份来。”
“我呢？”
弟弟看了我一眼，那个眼神我太熟悉了。
从小到大，每次家里有什么好事轮不到我的时候，他都是这个眼神。
不是愧疚，是“你别闹”。
“姐，你又不在公司，分什么？”
“我是林家人。”
“你是林家的女儿。”弟弟顿了一下，“不一样的。”
不一样的。
这四个字，我听了二十八年。
2.
我五岁那年，第一次知道“不一样”。
过年，大伯给堂哥红包，两千。
爸爸给弟弟红包，一千。
给我，两百。
我不懂。我问妈妈：“为什么弟弟比我多？”
妈妈说：“女孩子少花点。”
我七岁那年，堂哥过生，大伯在酒店订了三桌。蛋糕是双层的，上面写着“浩浩生快乐”。
我过生那天，妈妈买了个小蛋糕，说：“吹个蜡烛就行了，别浪费。”
我没哭。我就是觉得，好像我的生不太重要。
后来慢慢长大，这种“不一样”越来越清晰。
弟弟初中，爸妈给他报了三个补习班，一年两万多。
我初中，成绩年级前十，爸妈说“女孩子聪明没用，嫁个好人家最重要”。
弟弟高考没考好，花了三十万送去英国念本科。
我高考考了六百一，上了本省最好的大学。学费，自己贷的。
入学那天，是我一个人去的。
爸妈在送弟弟去机场。
大一的时候，我在学校食堂打工，一小时八块。晚上回宿舍，舍友问我：“你家不给你生活费吗？”
我说给。
其实一个月五百。弟弟在英国，一个月一万二。
我没告诉过任何人。
这些事，说出来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每个家庭都有偏心。
每个女孩都听过“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”。
我以为我习惯了。
但有一个人，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多余的。
爷爷。
爷爷是那种老派的生意人，不太会表达感情。
但他记得我的生。
每年我生，他会给我打一个电话。不说什么生快乐，就说：“小棠，今年几岁了？好好念书。”
然后挂掉。
过年的时候，他给所有孙辈都发红包。堂哥两千，弟弟一千——但他会偷偷再给我塞一个。
“别让你爸知道。”他小声说。
红包里是两千。
爷爷的五金店变成建材公司的那年，我十六。他带我去新办公室，指着墙上的营业执照：“小棠，你看，爷爷的公司。”
“爷爷好厉害。”
“等你长大了，爷爷教你做生意。”
他没教过堂哥。
也没教过弟弟。
但后来，他也没机会教我了。
爷爷七十三岁那年中风，住进了医院。
这一住，就是三年。
3.
爷爷住院的事，全家开了个会。
大伯说：“我公司忙，走不开。让保姆去。”
小叔说：“我也忙。”